他是革命烈士遺孤，曾差點病死獄中，曾潦倒地在街上乞討，也曾榮耀地被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核電事業的開拓者”。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 自2012年8月住院以來，彭士祿又收獲了兩個新綽號“彭老賴”和“彭老乖”。當他賴著不想按醫囑的時間起床、做運動時，大家就叫他“彭老賴”，當他乖乖聽話時，就叫他“彭老乖”。 本刊記者問他更喜歡哪個，他狡猾地說：“還是老賴好，當老乖吃虧。”不過，在他高興時，不但會乖乖按照醫囑辦，偶爾還會超額完成任務，例如在運動時額外多做幾個動作，然后慷慨地跟家人和醫護人員說：“這幾個是贈送你們的。” 這位在醫院里人見人愛的88歲“老頑童”，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農民運動領袖彭湃之子，也是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曾任國家第六機械工業部、水利電力部和核工業部副部長，中國核動力學會理事長。 他幽默，隨性，不喜歡條條框框。無論吃著最苦的苦，還是干著載入史冊的事，他都用最本真的心去面對。他說：“人的一生，盡自己的力氣去做正功，就沒有白活。” 吃“百家飯”長大的孩子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1959年，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核潛艇技術援助，毛澤東這句話傳遍了全國相關機構，也傳到了剛從莫斯科學習核動力回國一年多的彭士祿的耳朵里。但他沒想到，后來，研究核潛艇的擔子竟漸漸落到了自己的肩上。 1962年，37歲的彭士祿被任命為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潛艇核動力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空缺。 這是一個看上去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中國的核潛艇技術基礎一窮二白，美蘇對中國實行技術封鎖，僅有的“資料”只有兩張模糊不清的美國核潛艇照片和一件從西方兒童玩具店買回來的核潛艇模型。又時值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整個潛艇核動力研究室一個月只有8塊錢辦公經費，大家吃不飽，身體都浮腫了�？傊�，用彭士祿的話來說：“一沒資料，二沒支援，三沒錢。” 生活很苦，科研很難，但彭士祿不怕苦和難。他從小吃過很多苦，早就磨煉出了自力更生、不怕困難的性格。 這幾乎是彭士祿對人生最早的記憶：3歲時，一個漆黑的夜里，奶媽背著他逃難。那年，母親蔡素屏犧牲了。一年后，父親彭湃英勇就義。 后來，他被共產黨人轉移到潮州一帶，過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幾十個貧苦百姓家生活過，時間最長的一戶一年多，最短的只有幾天。為了掩護他身為彭湃遺孤的真實身份，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提前串好口供，認了新的“爸”、“媽”和兄弟姐妹。他從不敢多說話，盡可能地幫著“家”里做各種農活和家務，學會了繡花、放牛、養鴨、抓魚，經常光腳到山上砍柴，腳底磨起了厚厚的連玻璃都扎不透的繭。 因叛徒出賣，8歲時，彭士祿和撫養他時間最長的“姑媽”一起被國民黨當局抓進潮安縣監獄。幾個月后，他被轉到關押著不少“紅小鬼”的汕頭石炮臺監獄。在那里，他受夠了苦，吃的飯里滿是沙子、蟲子，渾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覺蓋的是破麻袋。后來，他又被轉押到廣州感化院監獄，在那里得了奇怪的病，全身癱瘓，差點病死。坐了兩年多牢，最終，得益于百姓全力保護，無人肯認他是彭湃的兒子，總算作為“不規良民”釋放。他沿著鐵道找回“姑媽”家，但姑媽仍在獄中，他找不到親人，一度靠乞討度日，后又被普通百姓收養。 1940年底，他被賀子珍的妹妹賀怡帶到了延安，途中還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總理，總理親切地摸著他的腦袋說：“孩子，終于把你找到了。” 在東躲西藏的日子里，彭士祿念書的機會不多，只在“姑媽”家時，雖然家里很窮，還是設法讓他上了半年學。在延安，彭士祿一邊學著打窯洞、做草鞋、紡棉線、織毛衣、開荒種地，一邊在青年干部學院學習。他說，那段歲月雖然艱苦，卻很快樂，那時培養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對他一生都有影響。而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他也格外珍惜。 解放后，他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1951年，他考取留學蘇聯的資格，到喀山化工學院學習化工機械，5年的全部課程都是滿分5分，獲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畢業時，他又被訪蘇的陳庚將軍選中，成為到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核動力專業的留學生之一。 1958年4月，彭士祿以優異的成績學成歸國，到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幾年后，蘇聯專家撤走，加上國家經濟十分困難，中央決定先集中力量研制兩彈一星，核潛艇工程暫時“下馬”。原子能所里大批原來從事核潛艇的科技人員被抽調到大西北研究原子彈，只剩下五十幾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學的大多是化學、物理、機械、熱能等專業，只有五六個人懂核動力。 領導對彭士祿說：“你去收拾攤子吧。”于是，從這時起，研究核潛艇的擔子，就一點點落到了彭士祿肩上。 “彭拍板” 一個月8塊錢辦公經費，幾十個不懂核動力的人，怎么弄？學習并不用花很多錢，彭士祿決定，干脆由他和另外幾個懂些核動力的人給大家開課，摘掉“核文盲帽子”，“不管過去姓‘電’還是姓‘機’，最終都要姓‘核’。”他還發動大家一起學英語，俄語資料沒有了，就改看英文資料。花了兩三年時間，幾十個外行不僅都被引進了核動力學科前沿，居然還把核潛艇的設計方案搞了出來。 隨著國家經濟形勢漸漸好轉，兩彈相繼爆炸成功，1965年，代號為“09”的中國第一個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一支幾百人的先遣隊，靜悄悄地來到四川青衣江畔的深山里，開始建設“909基地”——中國第一座潛艇核動力陸上模式堆試驗基地。 在四川奮戰的日子，是彭士祿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交通不便，吃住都在工地上，生活很艱苦。沒有計算機，驗證核潛艇數不清的數據，全靠原始的計算尺和手搖計算器。有時，只為驗證一個數據，就夠彭士祿和戰友們苦算好幾天。即便如此，為了造出“中國牌”核潛艇，大家干勁十足，夜以繼日地工作。 與常規潛艇相比，核潛艇能提供更長的續航時間、更快的航速，也更難被發現。當時中國已經能造出潛艇，所以，研制核潛艇的重點、難點在于核反應堆動力源，而這正是彭士祿在莫斯科進修的專業。1967年，他被任命為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基地副總工程師，后被國防科委任命為中國核潛艇工程第一位總工程師。對此，他謙虛地說：“時值‘文革’，‘老虎’都被趕下山了，只好我這個‘猴子’稱王，被抬上‘總師’寶座。” 在909基地，彭士祿有個著名綽號叫“彭拍板”。在核潛艇研制過程中，技術上大大小小的問題都需要他拿主意。為最大限度爭取時間，彭士祿遇事往往不會等到有十足把握才做，而是有七分把握就敢拍板，余下三分交給實踐。在遇到各方爭執不下時，他也勇于拍板，他常說：“對了，功勞算你的；錯了，責任算我的。” 作為工程師，彭士祿強調，他的拍板絕非盲目，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你們拿數據來和我講話”。在決定核反應堆的工作壓力時，他沒有迷信已成功國家的數據，通過周密的計算，他相信自己眼前的數據，將蘇聯原定的200個大氣壓拍板降為140個大氣壓。過了大半年，蘇聯列寧號核潛艇宣布，他們的壓力參數降為130個大氣壓。 有時，他會大膽冒險，但是建立在“有把握”的基礎上。在訂制核反應堆設備時，按常理，應先訂制一套陸上模式堆的設備，經過試驗完善后再訂制水下試驗設備，但彭士祿憑著自己學機械出身的經驗認為，原理已經弄得很清楚，經過陸上試驗后，設備上的小修小改一定會有，但不可能推倒重來，所以，完全可以同時訂制兩套設備。一套設備價格高昂，這是一個要承擔很大風險的決定，但僅憑這一個決定，就將造出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的時間提前了兩三年。 有時，他也會拍錯板。他拍板決定采用新的反應堆循環泵密封結構，結果出現泄漏。他立即又拍板，改回原來的結構，再稍加修改，解決了問題。他說：“我干事情膽子大，不怕拍錯板，就怕不拍板。拍錯了，趕緊改，錯得快，改得也快。老不干，老在那里論證來論證去，永遠不知道錯在哪對在哪。” 至今，提起“彭拍板”這個綽號，88歲的彭士祿哈哈大笑，表示很喜歡，將其視為一種褒獎。 1970年8月30日，在四川寧靜的山谷里，核動力陸上模擬堆啟堆試驗成功。大家欣喜若狂，放鞭炮慶祝，而這時，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悶頭睡大覺，因為在這之前，他已經連續五天五夜沒有好好睡一覺了。 1974年8月1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1號”正式編入海軍戰斗序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5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這一年，彭士祿一直在核潛艇制造廠進行最后的調試安裝工作。他的胃多次痛得厲害也“死頂著”，結果發展成急性胃穿孔，海軍派直升機送海軍總醫院的外科主任去現場開刀，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手術時，醫生還發現他的胃上另有一個已經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 “值得嗎？”本刊記者問。 “值得！”88歲的彭士祿說，“搞成功了，特別高興，我喜歡這個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墾荒牛” 在彭士祿的家里，有一個“墾荒牛”的小型雕像，是大亞灣核電站的炊事員送給他的。他特別喜歡，把它和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處女航的紀念磁盤、友人送的核電站模型擺在一起，稱是自己的“三件寶”，而其中最喜歡的還是這頭牛。他說：“我屬牛，性格像牛，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精神，凡事不做則已，一做到底。” 他常說，自己一生就干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 早在 |
